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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们获奖之后

程应峰

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利·普品多姆获悉了得奖消息，而且奖金是他写了35年诗歌的总收入的4倍以上时，异常惊喜。他希望拿出一部分资助那些苦于出第一本诗集的青年作者。这种想法一经报道，请求资助的信件纷至沓来。普吕多姆叹息道：“如果我全部答应的话，足可将我的奖金吞得一文不剩。”

年近8旬的法郎士应邀出席诺贝尔文学奖颁大典，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。从大会献辞开始，法朗士就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“打盹”。庆典结束后，有人问他为什么“打盹”，他解释说：“没有这回事，那时我没有打瞌睡，只是听不懂瑞典语而已，但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——为了表示我的谦虚，我把头垂了下来。”

流亡波多黎各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获得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，祝贺的电报传到波多黎各时，希梅内斯的爱妻正患癌躺在医院里。前来采访的各地记者询问他获奖后的心境。他说：“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我的妻子。对于获得这项殊荣，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，然而，由于她沉疴不起，我无法体会这种心情。对此，我只有遗憾。”

1965年，肖洛霍夫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，正在郊外的森林打猎。在亲赴斯德格尔摩领奖时，他说，瑞典文学院推迟了30年才颁奖给他，实际上他是第一位真正该得到此奖项的苏联作家。最后，他风趣地说：“在我得知获奖的那天，正好朝天放了两，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，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。”

犹太作家阿格农1948年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。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秘书霍尔斯陶穆撰写了作品研究报告，认为：“阿格农那些反映犹太人生活题材的小说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心灵震撼，但他缺乏足以获得此项殊荣的伟大艺术感召力”直至1966年，瑞典文学院以“他深刻独特的叙事艺术，从犹太人民的生活中汲取主题”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。阿格农说：“从首次提名算起，我获得这个奖项整整推迟了18年。好在这漫长的18年，我用希伯莱语写下的作品被译成法文、英文，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好评正是他们，我一度沉郁的心境才得到安慰。”

1889年的一天，旧金山《检查人报》一位编辑告诉当时默默无闻的作者卢雅特·吉卜林：“你的作品如果不加以修改，只能使任何知识平庸的旧金山人觉得荒谬。”吉卜林听完大怒，不仅拒绝修改作品，而且毅然离开了这座城市。1907年，吉卜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在接受《检查人报》记者采访时，他幽默地说：“如果没有贵报编辑的鞭策，我不可能获此殊荣。”

剧作家奥尼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，接到代理人的一份电报：大明星哈洛小姐要找最好的剧作家写一个电影剧本，是否麻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尼尔先生回一电报？电报字数不超过20字，电报费由收电人支付。奥尼尔看完电报，笑着回电：“不不不不不下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奥尼尔”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自从写出《百年孤独》后，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20名候选人之一，1980年甚至成为最后7名竞争者之一。由于他抗议军政府上台，宣布“文学罢工”，一直未有新作发表，以致一次一次落选。1980年，瑞典文学院一位评委在报上发表声明：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，文学院只是在等待他写出另一部小说。马尔克斯心领神会，不久发表新作《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》，顺理成章地获得了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。站在领奖台上，他笑着说：“诸位，我本来只想写出《百年孤独》，但是，如果不写出《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》，我就不能站在这里。”

摘自《中国青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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